明镜所以照形，古事所以知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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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镜所以照形，古事所以知今


　    “明镜所以照形，古事所以知今”，在《后汉书》《三国志》《资治通鉴》等诸多典籍中都出现过。它的意思是说，过去的成功经验可以借鉴，失败的教训可以汲取，这种做法就像人们平时照镜子一样。《旧唐书·魏徵传》载“夫以铜为镜，可以正衣冠；以古为镜，可以知兴替；以人为镜，可以明得失”，是这种意思的另一种表达，其实质就是指古为今用、以史为鉴。

　　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有向历史寻求借鉴的意识。《诗经·大雅·荡》载：“殷鉴不远，在夏后之世。”《周书·召诰》中详细记载了周人的这种借鉴意识：“我不可不监于有夏，亦不可不监于有殷。”“监”是“鉴”的假借字，《说文》谓“监”为“临下也”，字形像一个人瞪着眼向下看，与“鉴”字同为以水为镜以“照形”的意思。后来孔子也说，“周监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”。先秦时期有专门记事的“史”，其职能之一就是以资借鉴，《礼记·曲礼》曰“史载笔”，《王制》曰“大史典礼，执简记，奉讳恶”。这种以往事为借鉴的做法，在后来“通古今之变”的《史记》中体现得更为充分。

　　上下五千年，历史上没有两件完全相同的事情。那么，我们通晓“古事”，何以能够知今？或者说，我们所观察和记录的历史，何以能够用为借鉴？

　　《史记·周本纪》载，周武王伐纣取得成功后，“自夜不寐”，周公就问他为什么，他说：“我未定天保，何暇寐！”结合《尚书·周书》相关内容，武王的意思是说，夏朝曾有天命，百姓也拥护，但到了桀的时候，“惟不敬厥德”，天命转给了殷商；商汤获得天命之后，至王位传至殷纣时，也因不敬“德”，天命又丢失了；现在天的大命转到了周人手里，那么周人该怎么做，才不重蹈夏殷的覆辙呢？这里，周武王通过比较夏殷的历史，看到了天命对象的可变性，也看到了天命的不变性及其“惟德是辅”的特征。这种异中见同、变中有常的比较，显然是周人对“古事”的一种借鉴。

　　通过以上实例，我们发现“古事”之所以能用以为鉴，首先是因为人类在各种历史活动中的确存在着许多共性。诸如衣食住行、婚姻、宗教、战争与和平等，借鉴者如果对这些“古事”进行特定层次的截取与对比，自然可以得出能够参考的经验或教训。其次，“古事”能为借鉴，总是基于“今”的需要而产生。王充在《论衡》中说：“知今而不知古，谓之盲瞽；知古而不知今，谓之陆沉。”现实中“今”的这种需要，经常包含事物发展的多种可能性，而与之相似的“古事”又往往是其中一种可能性的实现，是一种相对确定的已发生的事实。“古”与“今”两相比较，很容易作出规避或采纳。

　　既然历史能够借鉴，那么我们通过“古事”可以借鉴到什么呢？答案似乎多种多样，但就其大要而言，除了“明得失”与“知兴替”之外，最重要的莫过于对是非、善恶等方面的借鉴。《易·大畜》载“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”，孔颖达疏曰：“多识前代之言，往贤之行，使多闻多见，以畜积己德，故云‘以畜其德’也。”据《国语·楚语》，申叔时在答傅太子时说：“教之《春秋》，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，以戒劝其心；教之《世》，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，以休惧其动；教之《诗》，而为之导广显德，以耀明其志。”善恶、是非是价值判断，属于道德理性；得失、兴替往往与真假判断相连，属于历史理性。人们具有了这两方面的相关认识，就会对历史作出相对正确的判断，并以实际行动服务于当下或未来。

　　当然，历史之为用也具有有限性，滥用或歪曲历史方面的教训是深刻的。防止对历史的滥用和利用，最重要的是要对历史采取求真务实的态度。《左传·襄公二十五年》记载了这样一件史事：齐国大臣崔杼杀了齐国的国君。为了阻止大史将此事记载下来，他残忍地连续杀害了两位秉笔直书的大史。但面对血腥杀戮，“其弟又书”，南史氏“闻大史尽死，执简以往。闻既书矣，乃还”。这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求真精神。需要指出的是，我们推崇求真，并非要恢复“不多不少”式的客观历史，而是要“其文直，其事核，不虚美，不隐恶”，是要“苟爱而知其丑，憎而知其善”，尽可能地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，以追求历史之真理。